社論－從京都議定書到巴黎會議

工商時報【主筆室】 在恐攻陰影下，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第21屆締約方大會（COP21）刻在巴黎舉行，190多國代表如期齊聚，除具有為花都集氣祝禱的用意，也再度凸顯各國對「減排救世」的看重。然而，COP年年大拜拜，卻次次雷大雨小以終，此次大會雖然有150多國領袖親臨會場宣揚各自的抗暖化承諾，但誰都無法保證，12天的會期過後，各國不會重蹈「說多做少」的覆轍。 UNFCC於1994年生效後，首屆COP於1995年在德國柏林舉行，到今年巴黎會議為止已舉辦21屆。儘管COP年年有會，但最為世人熟悉的年會，則非簽署《京都議定書》的COP3（1997），以及不歡而散的哥本哈根COP15（2009）莫屬。而這兩次會議的結果，也標示了世界政經情勢的微妙變化。 18年前京都議定書通過的年代，中國大陸、印度經濟蓄勢待發，得以豁免於規範之外，而二氧化碳人均排放量最高的美國強權凌人，始終拒絕簽約。因此，京都議定書設定「2012年前把溫室氣體排放量降至比1990年少5％」的目標，在當初即被不少專家譏為陳義過高，在其後更被若干開發中國家斥為是已開發國家阻礙窮國進步的「陰謀」。 儘管《京都議定書》的支持者堅稱，萬事起頭難，減碳愛地球「先求有再求好」，但事實證明，由於開發中與已開發國家的發展需求大不同，對於環保減排的接受度與急迫感也差異甚大。上述兩大陣營的認知歧異與猜忌，終於在6年前的哥本哈根會議轉化為相罵本。 彼時美國引發的金融風暴正肆虐全球，而身肩世界工廠與市場的中國大陸則已非吳下阿蒙。偏偏在該次年會最後，以美國為首的工業化國家透過密室協商，企圖推動《哥本哈根協定》，降低自身的減排責任與金援義務，架空《京都議定書》，進而將更多的環保重擔轉嫁到開發中國家，結果引發中國為首的G77開發中國家陣營強烈反彈，終致《哥本哈根協定》胎死腹中。 到了2012年卡達COP18，眼見《京都議定書》無法如期達標，各國乃同意自翌年至2020年進入所謂《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但在COP18舉行前後，加拿大、日本、俄羅斯陸續宣布退出《京都議定書》。至此，《京都議定書》名存實亡。 從京都COP3到巴黎COP21，有著高度理想性的全球抗暖化運動，在現實面從未擺脫錢與權的拔河。自惡名昭彰的哥本哈根COP15之後，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繼續拉扯，終於在華沙COP19峰迴路轉，妥協出2020年之後的減碳新路徑，亦即邀請所有國家進行「國內準備」， 最遲於2015年的巴黎COP21前，提出「不影響法律本質的國家自定減量貢獻」（INDCs）。 雖然不少環團批評，允許各國自定減量貢獻（而非承諾），標準高低不一，根本是大開環保倒車，但鑒於過往的「承諾」無一兌現，越來越多務實者認為，如果各國願意先自掃門前雪，累積的「貢獻」或許會遠勝於空泛的「承諾」。 巴黎COP21之所以比以往值得期待，原因在於：一、頻繁的天候異常提高了各國的危機意識，目前已有153國提交INDCs，美、中、歐、俄、印、日等排放大國皆在其中，美中兩國更已於去年簽署雙邊減排協議。二、大國朝野正積極結合環保理念與產業商機，例如中國大陸在明年展開的《十三五規劃》，即將綠色環保納入發展策略，勢必牽動生產鏈的質量進化；又如美國首富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將斥資數十億美元從事潔淨能源科技的研發，也必將促進節能產業的升級發展。當理想化為生意經，誘因也就更加強大。 影響所及，台灣雖非UNFCCC締約國，向來也只能由工研院以非政府組織（NGO）身分，代表出席歷屆COP，卻不能無視於最新的減排訴求，主因很現實，那就是當綠色供應鏈成為時代潮流，倡議的美中歐等大國就算自己做不到，也會強勢要求供應商必須達標，以代工與出口立足的台商也必須跟著「綠化」，才能分得一羹。當然，更深刻的思考是，台灣作為地球的一分子，沒有理由不為「愛地球」盡一分心力。 至於行政院在9月間發布的台灣版INDCs：「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為現況發展趨勢（BAU）減量50％，也等於比2005年排放水準再減20％」，是否自我要求過高以致窒礙難行？習慣了低廉水電環境的朝野，是否承擔得起節能減碳的成本高漲？這又是另一個層次的問題，有待明年上台的新政府務實因應。 各國是否真的有心救地球？COP21將是一場關鍵的試煉。若各國最終簽成巴黎協定，未來還有漫長的實踐路要走。若各國代表們再度不歡而散，則正好坐實了本次會議東道主法國總統歐蘭德的警告：「人類是人類最大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