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觀點－人民幣的國際化 第二波強力出擊

工商時報【盧信昌台灣大學國企所副教授】 於1997年亞洲金融海嘯發生時，為了避免國際炒家索羅斯以量子基金的市場影響力，在當時四處狙擊弱勢貨幣，中國大陸先是以外匯儲備支持港幣價位，也順利擊退放空炒作的禿鷹。繼而則是和日本、韓國等的貨幣管理機構，簽訂雙邊換匯保證，而開始有人民幣在邊境貿易以之外，初步的國際化。 到了2007年、2009年之間，因為金融海嘯的發生，更讓台灣執政當局認知到作為人民幣境外中心，可以有的潛在利益與安定作用。當時的台北、倫敦、新加坡也陸續做出人民幣的拆借、現鈔循流、衍生性金融商品與匯率交易的鬆綁，包括香港在內，可說是互別苗頭。 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於2016年10月，正式將人民幣納為特別提款權 （SDR）的貨幣組合籃內，同時也是美元、歐元、日圓和英鎊之外的第五種發行貨幣。一開始的權重設定上，人民幣占比11％，位居通貨籃組合內的第三高；但隨之而來的演變是，人民幣儲備貨幣地位的被認可。 在2017年的6月，歐洲央行將等值5億歐元的人民幣，納入到外匯儲備；而德國央行也宣布，即日起人民幣將被列入到外匯儲備，雖然德國央行執委會的委員 Andreas Dombret，於出席在香港舉辦的「亞洲金融論壇」（Asian Financial Forum）上確認，但卻拒絕透露其可能持有的額度。 過去十年間，各地人民幣境外中心可謂互有擅場。根據台灣央行的年度統計，顯示國銀的外匯指定分行（DBU）和國際金融業務分行（OBU），人民幣存款總額為3222.5億元；僅些許低於2015年9月的前波高點，當時的存款額達到3223.3億元。不僅有歐盟、德國和俄羅斯等60多個國家，將人民幣列為外匯儲備；自本周四（18日）開始，以人民幣計價的原油期貨，也將開始在上海的國際能源交易中心掛牌。 令人困惑卻又感到振奮的是，台灣民間的外幣持有，其調節反應竟會如此的神準、快速；先前因著人民幣連動債的結算糾紛，因而曾經發生法人機構的拋售減持，居然可以在瞬間補足。 誠然，如何在金融政策和外資管理的異動上，能被市場預期和取得充分理解，以期能促進外資參與大陸金融機構的投資經營，都仰賴當局的作為決心。唯其有這樣的深化努力，才能強化外資信心和消除人民幣流動性不足的諸般因素。 展望未來，如何在人民幣被納入到SDR通貨籃的基礎上，進一步體現人民幣可以有的國際化功能呢？不只要在提升匯率管理機制的透明；並能順勢以中國大陸的經濟與金融潛能，帶動區域發展和穩定全球開放體系。 這些成就不僅會牽涉到「一帶一路」戰略的執行成本；更將是檢驗新一波人民幣的國際化，其成效是否卓著的最重要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