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大面向著手 迎接台灣理想高齡社會

台灣該如何面對高齡化社會衍生之種種問題？政務委員林萬億表示，須從健康照顧、社會照顧、經濟安全、銀髮就業4大面向著手。他也建議金融業多開發銀髮產業相關業務，不要一窩蜂投資興建養生村。

採訪、撰文：劉書甯（本文摘自台灣銀行家7月號）

近幾年來，台灣的高齡化，加上少子化問題，使得銀髮族社會安全照顧網建置的重要性與日俱增。蔡英文總統執政之後，包括長照、年金改革兩大議題的討論層級，更直接拉高到府院，以利跨部會協商、推動，充分展現改革企圖心，而肩負此重責大任者，正是政務委員林萬億。

林萬億20餘年來深入研議年金改革、銀髮社會安全體系等台灣步入高齡社會的議題，早在1993年，台灣社會高齡人口比重尚未進入7％之前，他就親赴全球高齡人口措施最完善的瑞典進行考察，他所涉獵的面向不僅廣泛，而且對於細節觀察入微，包括時下保險業者最為熱議的投資項目：養生村。林萬億在進一步了解各地區照護院所、入住率等實際情況之後，一針見血的建議金融業者不應一窩蜂的想投資興建養生村與機構式照顧，而是應該在養生食品、老人交通、輔具、旅遊等部分多著力，從更宏觀的社會照顧、健康照顧、經濟安全等多重層次，協力架構出台灣的銀髮安全照顧網。

正因林萬億對於銀髮議題之研究既深且廣，而金融業亦長期關注此議題，《台灣銀行家》雜誌特別專訪林萬億，他完整勾勒出理想中的台灣銀髮社會安全機制建立的風貌，以及重點面向。以下是林萬億專訪紀實（第一人稱口述、記者採訪整理）。

我認為，在面對台灣高齡社會的相關因應規劃方案時，有4大面向必須關注，包括：1.健康照顧（Health Care）；2.社會照顧（Social Care）；3.經濟安全（Economic Security）；4.銀髮就業。當年我為國科會進行高齡社會規劃方案時，亦朝這4大面向進行；此外，還有居住、交通，以及科技利用。

面向1：銀髮就業 建立銀髮就業中心，專長再利用

其中，對於銀髮就業，也就是銀髮族退休之後的二度就業，主要是讓退休人口的工作專長得以在退休之後再度被利用，日本的經驗非常值得借鏡參考。以園藝造景為例，日本的銀髮就業中心並不是以限時、計價這種較制式化的方式，來讓退休者工作，而是讓他們在沒有時間壓力之下可以好好的做園藝、造景這些工作，直到做好為止，讓退休族既能發揮一技之長，又不會因為投入工作而有壓迫感，既能賺錢又可打發時間。

其實在台灣，早在2005年我就建議成立銀髮就業中心，政府終於在前陣子開辦，但由於選在中、永和地區試辦，這類地區的老年人口較少，因此，成效並不是很好。我認為要成立銀髮就業中心的話，應該要在人口老化較嚴重的地區推出才對。現在壽險業的資金非常多，政府鼓勵他們投入銀髮事業，但倘若是一窩蜂的投入養生村，或是機構式長照事業，我認為不切實際，反而應該多學習日本或韓國，輔導銀髮族能二度就業，來充分運用時間，不會覺得退休生活無聊。

在輔導就業方面，如何打造友善的銀髮工作環境也很重要。例如，美國麥當勞速食連鎖店會僱用銀髮店員，可惜的是工作流程並未針對銀髮族設計，造成其餐點配送遲緩，因此產生了挫折感，倘若能建立符合銀髮族的工作流程，不僅能讓銀髮員工工作愉快，銀髮員工甚至可做為企業活招牌，讓形象加分招徠更多生意。

此外，我覺得「說故事專家」也是很適合銀髮族二度就業的機會。很多傳統的民間習俗文化已經逐漸失傳，只有長輩才知道來龍去脈，如果銀髮族能在各地中小學校說故事給孩子們聽，一方面讓文化有所傳承，使孩子們更了解所生長的地方，另一方面也可讓長者感覺被「需要」，例如美術館、博物館的導覽員與解說員就很適合，能讓中高齡人力被再運用。

社會參與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老年生活，除了經濟安全之外，仍需要有一定的社會參與，才會覺得自己活得像人。這點，我覺得必須在主動連結老人退休前經驗，與現在環境之間下工夫，讓老人有被國家、被社會持續需要的感覺，協助老人在適合的領域二度就業，某種程度上就能達成這樣的功效。

放眼世界主要國家例如歐洲，在進入高齡社會之前，都有一段準備期，降低整體社會在進入高齡社會之後的不安、焦慮。比較例外的是日本，在1980年高齡人口占總人口比重7％，可是10年後、1990年，大幅成長到14％，台灣的軌跡和日本非常相像，日本經驗成為重要參考來源。

面向2：社會照顧 規劃居住、交通的無障礙環境

再來談到住的部分。目前政府所推動的社會住宅政策，其中有一部分將設計做為銀髮族居住之，這不僅是蓋房子而已，而是要在住所中規劃「無障礙」環境，讓銀髮族不會產生「居住障礙」。例如中南部習慣蓋透天厝，一蓋就是3、4層樓，室內只有樓梯、沒有電梯，年輕時還爬得上去，老了以後幾乎只能在1樓活動，連上樓祭拜祖先都有困難，讓年老者產生居住障礙。

因此我曾跟部分建築公會建議，與其一直蓋房子、擔心業績，不如好好的幫現有的透天厝、中古屋，改建成動線、格局都適合老人的環境，商機也不小，又能為長者建立一個無障礙的居住環境。

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體認到一件事，在面對台灣進入高齡化社會這樣一個外部環境轉變的當下，各個產業在投入產品開發時，都必須重新思考，建築業如此，金融商品也是，要從人民因應環境的轉變所產生的新需求，來重新思考；要以人和新環境互動之後的結果，做為開發新服務、新產品的依據，而不是一直都從人可以操控環境的角度出發。

無障礙空間的重要性，還不僅止於住，交通上的無障礙也非常重要。舉例來說，包括人車分流、老人步行專用道，乃至於人行道是否有透水、防滑等設計，這些都應該加強。

面向3：健康照顧 做好預防保健，降低長照需求

健康照顧方面，醫療資源非常重要，不過我要強調的是，比起後端的治療，前端的預防其實更重要，前端預防做得好，可省下許多後端治療的資源、財務負擔。

目前台灣的醫療體系相當缺乏前端的「預防」保健，這點從數據可以看出，在門診方面，老人占整個納保人口的12％，但若看住院率，老人的比重高達40％，是納保的4倍之多，前端預防沒做好的話，後端醫療得花上更多的資源。

日本在1980年代就注意到這個現象，因此他們特別將「老人健保」獨立出來。而歐洲政府更積極推行「活力老化」（active aging）政策，透過政策推廣各種不同的軟性體能訓練、緩步運動、健走等身體保養方式，已將80歲以上高齡人口在過世之前無法行走、得一直臥床的平均時間，不斷壓縮，目前已降至3個月，瑞典甚至期待以「1天」為目標，希望80歲長者在過世前都能過著有品質的生活。

台灣的健保可說是世界上保障範圍最完整的制度，但我強調，健保並非愈大就愈好，而是要特別強化前端的預防機制，倘若在中高齡人口的營養、飲食、運動，或一般的小病都能就近在地方醫療院所、診所直接立即治療，在家庭能得到立即的照顧，如此一來，所謂的長期照顧需求，可望大幅從現行的臥床7.9年降低。

此外，家庭照顧也很重要，老人照護不應該完全由機構提供服務，家庭也有責任，例如，day care（日間照顧）的模式就相當可行，子女白天上班前把年老的父母送去日間中心，晚上下班把父母接回家，家庭的力量能幫助老人身心健康。

像日本、美國在這方面就做得很用心，日本在交通部分提供復康巴士、友善老人計程車；美國則提供移動餐車服務，老人拿到的不是逐戶配送、很容易冷掉的便當，而是由移動餐車供餐，除了便當之外還有熱湯、比薩、麵包可選擇。

投資安養村，不如投入初老服務

有這麼多的面向可發展，金融業者與其一窩蜂把資金投資在興建長照機構、安養村，不如把資源投入在初老服務。目前全台灣有1,500多個養護中心與護理之家，但入住率僅77％，有過剩的現象。如果未來政府協調地方政府把小學閒置空間釋放出來，進行社區式銀髮照顧中心的規劃，恐怕更不利於大型長照機構、安養村的營運。此外，老人家因擔心群聚感染、等死負面情緒等因素，也讓他們入住意願降低。

依《老人福利法》規定，每家養護機構的床位數目200床為上限，但台灣很多護理之家，動輒500床，甚至1,000床，這是為了經濟規模卻犧牲老人照顧尊嚴與人性。再者，台灣400多家護理之家，入住者每月得花上4萬多，甚至8萬元的費用，成本很高，也不是一般薪水階級能住得起。

比起競相投入長照機構，我認為金融業值得投資的面向還有很多，像是養生食品、老人交通、輔具，以及老人旅遊等等，不見得要老想著蓋養生村、機構式照顧。這是對所謂「銀髮商機」的誤解，因為照顧失能老人不適合以商品營利來看待。大部分工業先進國家，還是把照顧失能老人當成是社會福利。

金融業等各行各業願意貢獻資源共襄盛舉固然很好，但另一方面，政府也得建立一套完整的機制，來杜絕有心人士藉老人之名、得不當營利，甚至掏空公司之實。

日本就曾發生過一家全國最大營利性居家服務連鎖公司COMSN醜聞。該公司被查到有1,000多家分公司的人事資料作假，且有偽造服務紀錄騙取政府長照保險給付等情事，故被政府解約。該公司立即結束營業，讓6萬多名被照顧的老人頓失照顧，2萬多名照顧服務員頓失工作。從2000年到2007年日本全國被取消長照保險委託服務提供合約的對象中，有近7成是營利法人。

可見，「唯利是圖的市場邏輯」與「由國家提供福利的社會權邏輯」是根本上相反的。其實在1999年日本已通過《社會福祉法人》專法，目的就是對銀髮產業的管理，以避免不肖業者不當營利，但仍無法抵擋市場營利的唯利是圖。

從銀髮長者角度思考，老人照護應該社區化、在地化，不應大型化、機構化、營利化，長期照顧產業應該回歸到社區，令其在地化、家庭化，例如瑞典就是如此。我在1993年台灣高齡人口占比尚未到7％時，就曾赴瑞典考察，他們就是這麼做，日本也是師法瑞典的精神。

面向4：經濟安全 年金制度亟須改革，應化繁為簡

經濟安全方面，很重要的一環是年金改革。相較於其他國家，台灣年金制度之「複雜性」堪稱全世界第一，我們分類太細瑣，有軍、公、教、農、工、國民等多種分法，而且每一類別還再加上退休金與保險制度的「二分法」，太過複雜。

反觀德國、瑞典、紐西蘭，這些國家都只有一種制度，以瑞典為例，保險費率18.5％，可攜帶的部分為2.5％，確定給付比率為16％，瑞典800多萬人口就用這套架構，建置其社會安全制度運行多年，基金的2.5％可以用於個人對外投資，而且另有一套財務平衡機制，以及保費自動調整制度，不必像台灣還要經過立法院同意。

相較於世界各主要國家，台灣的問題一是在於制度太複雜、多重；二則在於不同工作類型者的退休金所得替代率，落差太大。例如，一般勞工受薪階級的所得替代率約60％，農民的退休所得替代率更低、保障也更少，而軍公教人員的替代率則超過80％，這不僅造成不同職業別對於年金制的意見嚴重分裂，台灣年金制現在有18兆的潛藏負債，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若以世界各國的退休所得替代率來看，60％應該是可接受的合理水準，瑞典平均退休後所得即是退休之前的60％左右。

另外，退休年齡不同也是問題，公務員平均退休年紀為54歲多，勞工到60∼65歲才退休，既提早退休所得替代率又偏高，並不合理，這也是年金改革時必須評估的重點。

總之，高齡社會的議題複雜多端，但是，人口老化不必然就是社會問題的產生，端視一個社會如何去因應。如果將挑戰轉化為機會，社會仍然可以運行如昔。例如，以活力老化來減緩失能，降低依賴；以創造友善的老人旅遊、交通、居住、消費、就業環境來提升老人的社會參與。高齡社會不見得就會造成經濟遲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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