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鎖國主義肆虐 資料在地化 衝擊全球創新力

拜尖端科技之賜,完成日常工作與保持聯繫從未如此簡單過:你可以邊喝咖啡邊寄郵件、買襯衫、預訂假期、用視訊與家人聊天,以及檢查社群媒體訊息。但你可能不知道,「資料流動」(Data Flow)是讓這些科技裝置順暢互動的背後功臣。

新鎖國主義肆虐 資料在地化 衝擊全球創新力
新鎖國主義肆虐 資料在地化 衝擊全球創新力

【文/胡林 圖片提供/東方IC

資料流動在經濟的各部門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從洗衣機、堆肥機、保單到串流廣播電台,這些商品與服務都在適應消費者要求連結與便利的新經濟。隨著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自駕車、工業感測器及無人機等新科技的快速興起,每個產業的面貌都將在持續改變,資料跨境流動則扮演推波助瀾的角色。

以大西洋兩岸為例,美國與歐盟之間的國際資料流動,使彼此可以轉入商品與服務,嘉惠兩岸的消費者與企業。美洲與歐陸之間有效率的資料流動,意味著買方更容易找到賣方,反之亦然。更不用說,資料流動使供應商、製造商及零售商協調合作,強化國際供應鏈。

在地化成本更高

跨境資料流動對經濟的各行各業至為重要,尤其是對在大多數亞洲國家占98%的中小企業。因為雲端應用等數位產品與服務,可提供中小企業競爭優勢,使他們能利用全球供應鏈,並直接接觸到國外客戶。

全球資料流動主要藉由提高生產力來帶動經濟成長,各國則是受惠於流入與流出。資料流動的產值占全球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比例大過商品貿易。麥肯錫在2016年的報告指出,全球資料流動已使世界GDP增加至少10%,光在是在2014年,就增加了7.8兆美元。然而,有些國家對資料跨境流動實施限制,成為創業家實現願景與潛力以及經濟持續成長的一大阻礙。對資料流動的限制,包括要求企業將資料保存在某個國家,或是對資料傳輸到國外實施更多限制,這些都將增加跨境經商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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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全球興起的「資料在地主義」(亦即:各國政府迫使企業將資料儲存在國內)正在影響當今數位經濟的核心─資料自由流動。有越來越多國家包括巴西、中國、印度、印尼、南韓與俄羅斯,都提議或設立障礙,使企業在跨境移轉資料時,成本更昂貴而且更費時,進而迫使企業把資料儲存在國內。對於使用智慧手機檢查社群媒體、評估醫生所給的健康紀錄、線上採購物品,或是進行銀行轉帳的消費者而言,這些活動背後的資料涉及世界各地的資料中心。儘管大多看不到,但阻礙資料流動可能影響到這些及許多其他數位服務的成本。

隨著網際網路連結的快速增長,資料在地主義已逐漸茁壯,有些本地資料儲存規則受到法律的明白規範(例如:在澳洲,所有健康資料都須儲存在本地),有些則是其他限制性政策達到頂點的結果,使資料的傳輸變得更不可行,例如:要求企業在傳輸資料前須先在本地儲存副本,或是規定個人或政府同意才能傳輸資料,在馬來西亞及其他地方的企業就面臨這種情境。

對資料流動設立障礙正在迅速成為一項趨勢。美國資訊科技與創新基金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 ITIF)去年的一項報告,點名34個國家提議或制定法律,對幾大類的資料設立障礙,包括會計、稅與金融資料(18國)、個人資料(13國)、政府與公開資料(10國)、與新興數位服務有關的資料(4國)以及其他形式(5國)。

荒謬的數位保護主義

各國基本上以幾種方式將資料流動的障礙合理化,認為有必要確保資料隱私與網路安全、協助地方數位經濟,或是確保政府取得資料。但這些動機都是錯的或是遭到誤導。

首先,由於涉及到隱私與網路安全,許多決策者把重點放在地理上解決這些問題,因為他們反射式與錯誤地相信資料儲存在國家境內更隱私且更安全,但無論將資料儲存在哪裡,都須遵守該國的隱私與網路安全法律。設在哥倫比亞的安全伺服器與設在法國的並無不同,資料安全與否取決於服務供應商實施的技術與管理控制,只有強或弱的問題,無關儲存在哪裡。

其次,有些決策者相信,資料儲存在本地提供一種便捷方法,迫使企業將高科技經濟活動轉入其國家,例如:資料中心,這顯露出一種「數位保護主義」。因為資料中心只涉及相當少的就業(許多工作都已自動化)。此外,資料處理與其他資料相關服務所增加的成本,遠超過這些少數工作所帶來的經濟效益。例如:一項研究估計,強迫在本地儲存資料,可能使在歐盟及巴西的雲端儲存費用分別增加10.5%及54%。

再者,有些國家強迫企業在當地儲存資料以確保政府能取得,例如:中國與俄羅斯。這樣做是基於有些國家為確保執法及國家安全機構能取得資料,因為擔心其他國家將扣住他們未來可能想要的資料。的確,各國政府需要一套法律程序來促進後者,但重點應放在如何管理資料的取得,而非放在地理上。如果企業被迫花更多錢購買可能更昂貴(而且是複製的)的本地資料儲存與其他相關服務,就會降低其競爭力。這些增加的成本將轉嫁到消費者身上,而且由於這種障礙會影響所有與資料有關的服務,政府也將看到在整體經濟的擴散效應導致經濟生產力下降。

更糟糕的是對創新的衝擊,因為這些障礙削弱了研發。企業利用資料以新的見解、商品與服務形式創造價值,而許多企業只有在資料自由跨境流動時才能將這種價值極大化。

【完整內容請見《能力雜誌》20185月號,非經同意不得轉載、刊登】